1986年的7月14日，我去晶華酒店參加法國駐台代表處的法國國慶酒會。會中遇見一個法國女人，找了個空檔我們去沙發區聊了一會兒。

她跟我說，知道我離開了前一個工作，問我是否要創業。我說是。她說，那我一定要投資你，雖然我的錢並不多。在那年連「大塊」的公司名稱都還沒定下來的夏天，她卻就是那麼表達了對我無比的信心，當時連我自已都不見得對自己有的那種信心。

那個中文說得非常流利的法國女人，就是Zyl，施蘭芳。在那天之前，我對她只有很模糊的印象，所以，不論我們之前是否見過、怎麼見過，那一天可以說是我認識她的第一天；那天我在沙發區所看到的那個充滿熱情，決定快速又果斷，抽著菸說著話手會揮來揮去的Zyl，也就是其後十五年她給我一向的印象了。

在1990年代之前，台灣深受兩大外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和美國。大致從1990年代開始，加入了幾可鼎足而立的第三個外國：法國。電影、紅酒、美食、文學、音樂、時裝、女性期刊、捷運……一波波的法國文化與經濟力量的代表湧進台灣，並且相互呼應、結合，在台灣產生了歐洲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影響力。（如果FNAC當年可以有更好的發展，影響力勢必更大。）

台灣今天在談文創產業。法國曾經怎麼在台灣建立和日本與美國相匹敵的地位，是了解文創產業的最好代表。

而在這個過程裡，施蘭芳所發揮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遠在1990年代法國文化大舉進入台灣之前的二十年，施蘭芳在1979年就來到了台灣。在那個台灣不但戒嚴，而且西餐廳裡大多是電子琴的年代裡，她做的是一個很單純的工作，她自己充滿熱情與樂趣的工作，但也證明是為二十年後台灣可以比較順暢地接受法國文化的一個播種，或者說開路的工作：教台灣的人學法語。

在幾乎長達三十年時間裡，施蘭芳以她生動而有創意的教學方法，從大學到中學，從學生到教導年輕法語教師如何教學，從教室到電視節目到生活的教學，在台灣教過無數人學習法語。

「施蘭芳老師」，是她走到哪裡最常被提到的稱呼。

我認識Zyl的1990年代中期，是她一個新人生的開始。

對法國文化而言，台灣已經從一個貧瘠之地轉化為一個肥沃之地；對曾經在這裡耕耘多年的施蘭芳而言，她也要從教法語的工作中釋放出更大的能量來做她想做，以及可以做的事情。

每次見面，我都可以聽她淊淊不絕地講她正在進行，或正在計劃的事情。

凡是和法國文化相關的任何活動，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然後，有一天，她突然說：「台北沒有一個法國書店，這是不可以的。」然後，她手舞足蹈地講她可以用這家書店來做那個做那個。包括她可以把她最喜歡的一架手搖風琴放在書店裡，教大家唱法國歌曲。

我不知道阻攔她的人有多少。但，不久，信鴿法國書店開始營業了。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曾經很好奇她是基於什麼原因，一口咬定地說一定要投資我。直到我聽她說「台北沒有一個法國書店，這是不可以的」那句話的語氣，才真正明白。Zyl想做什麼事情，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理由；不需要你勸阻她那是發瘋的想法。她相信了，就會去做。而且一定會做好。

現在，在伊通街一個巷子裡的 「信鴿法國書店」，己經開了11年。 信鴿書店今天不只是個台北人想要接觸法國文化而走進去的書店，它也是台灣許多大學採購法國書籍的管道、許多溝通台灣和法國共同記憶卻沒有台灣出版社要出版的書的出版基地，還有數不清的週邊事務的發想與實踐場所。

常言說，要做好翻譯工作，得精通兩種語言。從Zyl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出來，要做好文化交流的工作，勢必得熱愛兩種文化。Zyl對法國文化的自傲與熱愛，是不必說的，因此法國什麼好的東西，她都想介紹到台灣來。但另一方面，Zyl對她居住了三十年的台灣的熱愛，也是沒話說的。你也可以說，根本就是因為她對台灣的熱愛，所以任何法國好的東西，她都想介紹到台灣來。

有一年，北京書展以法國為主題館。Zyl和我都在那裡。她看到我就過來在我耳邊輕聲說：「明年台北書展我一定要把法國出版人都帶到台北，辦得比他們還風光。」Zyl不但說到做到，從那以後，信鴿法國書店也真的成為每年台北書展法國館的重要策劃中心。

當然，台北書展期間，法國與台北的出版界朋友，也都會去信鴿法國書店開個party，一起用手搖風琴唱歌。

去年八月，Zyl走了。

Zyl是兩年前得知患了肺線癌。先是她因為吸菸吸得多，又咳嗽，去國內一家卓有聲譽的大醫院醫學中心檢查，醫生告知沒事，讓她開心得又有理由痛快地多抽了一年的菸。

等Zyl 回法國，一位鄉下的醫生朋友見她疲憊，替她拍了Ｘ光，發現有異常，叮嚀回台仔細檢查。回台她再去那家醫學中心質問，這才發現一年前的醫學報告有發現問題，但是因為醫師的疏忽而沒告知病情。 這家醫學中心還跟她說， 事隔一年之後，已經無從治療。

Zyl沒有被打倒。她即時戒菸，很無奈地、但也勇敢地返回法國接受治療。過去兩年，和她通電話，或是看到她的時候，都覺得神氣很好，很為她高興。2009年，她的狀態甚至讓人覺得完全康復了。

所以去年七月底，我在北京得知她剛從法國回到台北不久就住進醫院，並且很嚴重的時候，不免有些驚愕。

我匆匆趕回台北，下了飛機就去她的加護病房。得知Zyl在法國的治療雖然很順利，但去年五月去檢查的時候，發現肺部有點跡象要再追踪，只是當時並不確定是什麼，因此要她八月再來複診。而Zyl因為要準備做這個複診，就一路趕著處理許多待做的工作，十分忙碌，包括坐長途十四個多小時的飛機回台灣，回來後又有許多事，所以更累到。她七月中旬一直大量出汗，覺得累，就決定到醫院看一下。檢查之後第二天就通知她住院。癌細胞大幅擴散。

我問和她最親近的Sophie和René，她到底為什麼要把自己累成這樣。他們說，Zyl想做的事太多，總想趁自己身體還好的時候能做多少算多少。 去年她先忙著和Sophie把巴黎皇宮花園裡的店開張，趕去法國南部安排年邁的乾媽生活照料，出版了法國在台文化中心一位先生寫的十九世紀發生在台灣中法戰事的書，最後七月還趕回台北來給Sophie及法國導演與舞台設計所合作的「畫魂」歌劇打氣。等等等等。

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說Zyl。唯一能做的只是進加護病房看她。

醫生說Zyl的左半邊比較有知覺。Zyl沒有明顯的宗教信仰，所以我就握住她的手，一路用我的佛教信仰為她禱告。我祈願佛菩薩能讓Zyl有體力應對疾病，從而使標靶藥物發揮作用，逐漸恢復，見證奇蹟。或者，如果這些發生不了，就讓她在臨走的時候，佛菩薩能一路護佑，引領她到光明，圓滿的所在。也跟Zyl說，請她加油，等她身體好些，我們一起來編一套可以流傳久遠的學習法文的書籍。

她感覺到有人握她的手，就抬頭看看我。我一路禱告，感覺到她的左手有一跳一跳的顫動。偶爾會有一絲熱流。也偶爾會有根手指用力地壓我一下。Zyl始終沒法說什麼話，大部份時間都閉著眼，但是有一兩次我想放下她的手離開的時候，她都又睜開眼睛看看我。我就繼續陪她。

到半夜我要走的時候，René跟我說，雖然也許只是Zyl睡夢中的下意識，但是他有看到Zyl的臉上有露出一個微笑。

第二天我再去醫院陪了她一陣，然後就去北京了。然後，八月三日中午，接到手機訊息說Zyl走了。

知道Zyl走了之後，我在北京的微博上留下這麼一段話：「 總是會冒出來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總要朋友和親愛的人離開你之後，你才想得起如果當時再多和她多相處一些有多好。」真的。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想起那麼多和Zyl有關的事情。最不捨的是，我曾經跟她說了好幾次要把她獨樹一幟的法語教學編輯成書。這兩年我在開發教外國人學中文的計劃，Zyl也興高采烈地說要把她的教學方法結合進來。而這些，都沒有發生。大家都說Zyl在教法語上是天才，而Zyl的絕學，就此失傳了。

但，走了的Zyl其實也並沒有走。

因為我也想起她曾經跟我說起的另一些話：她的目的不只是把信鴿書店開在台北而已，她還要以台北為中心，把信鴿書店開到北京、上海，以及香港等地。

文化產業或是事業，和其他經濟活動有一點是很大的不同。

這不但是一個以夢想為熱情為最重要，甚至可能唯一燃料的事業，這也可能是真正可以以一人之力而興舉國之事。

Zyl用她的故事，做了個例證。

我為Zyl生前終究沒能趕回法國而感到哀傷。

我又為Zyl終究安息在她熱愛的台灣的土地上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