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uel Abensour 米蓋勒˙阿班樞

政治哲學家。1939年生於巴黎。巴黎第七大學政治哲學榮譽教授。1985-1987年間擔任國際哲學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主席。
Miguel Abensour是當代最具批判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提倡之批判的政治哲學，強調對宰制與國家的批判，依循古希臘到二十世紀堅持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傳統，在對政治、哲學與烏托邦的重新反省中，彰顯行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在著述與教學之外，其所參與之知識分子運動，以及自1974年起，任法國Payot出版社的【La politique之批判】系列叢書總策劃，都對法國的社會與學術圈帶來深刻影響。尤其現有約70種作品的【La politique之批判】系列叢書，是一個哲學與政治計畫之豐富實現；Miguel Abensour在宣言中說：「La politique之批判是這麼定義的：它反對政治社會學宣稱要建立一個le politique的科學，實則試著將la politique 變成一種科學技術規則；它選擇了一個觀點：站在被宰制者，那些居於下層而總是處於常規之外的人們那邊，來書寫le politique；它延續La Boetie睿智地展開的疑問：為何被宰制的多數不起而反抗？」
他的重要著作有：民主對抗國家La democratie contre l’Etat（le felin, 2004, Paris）、從Thomas More 到Walter Benjamin的烏托邦L’Utopie de Thomas More a Walter Benjamin（Sens&Tonka, 2009, Paris）……等。

前言 Avant-propos

這本選輯一開始是在西班牙出版，書名是：Para una filosofia politica critica. Ensayos（Anthropos, Barcelona, 2007），由Scheherazade Pinilla Canadas以及Jordi Riba翻譯與導讀。他們希望將我主要的學術成果，介紹給西語世界的讀者，尤其是政治哲學領域的論著。就像在許多選輯中常見的，讀者在這本書裡，也會看到跨越不同時期的著作：從1974年發表的「La Politique之批判」叢書序，到2008年刊登於世界報讀書專刊Le Monde des livres的一篇關於馬基維利的訪問。同時，讀者也會注意到，這些著作呈現出的思辨歷程，即使不是自相矛盾的，也明顯具有多種取徑。若單就其轉變來看，這段歷程可以說是由一個對政治哲學偏好的立場，轉變到一個堅定地批判的立場。我的第一篇論文題為「Saint Just的政治哲學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e Saint-Just」（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1966）。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Pierre Clastres則於一篇早期論文「交換與權力：印第安領袖制度的哲學Echange et pouvoir: philosophie de la chefferie indienne」（1962）中，讚嘆印第安社會之政治哲學的深思熟慮。事實上，在1960到1970年間，面對揮著馬克思主義的大旗，或者是舉著功能論的標語，不然就是兩家匯合推行的le politique科學主義化或是社會學化，政治哲學就像是一個專門在力抗這種風潮的領域。這些思想流派高舉科學名號，其實從事的卻是對於le politique的再次掩蓋。然而，在此同時，從歷史的、或是詮釋這段歷史的角度中，我們重新學到了政治的智性，尤其是le politique的智性；我們再次學會去發現，在le politique的所在中，有一個社會-歷史的可理解性的溫床。

為了要更清楚地感受當時的政治與學術氛圍，讓我們再回頭看看Gilles Deleuze於1975年12月發表在批判期刊Critique上那篇著名的，針對Michel Foucault的監視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所寫的評論：「不是作家：一個新的地圖繪製者Ecrivain non: un nouveau cartographe」。G. Deleuze說：「這以一種隨意的，或甚至混淆的方法定義出來的左派主義，在理論上，是為了要對抗馬克思主義以及布爾喬亞的概念，對權力問題提出新的質疑；在實踐上，是在地與特定對象抗爭的一種形式。換言之，這些抗爭的必要關係和對象，不再針對極權化與集中化的過程。」。但是，這真的只是對權力問題提出新的質疑嗎？當我們認真審視這種自我設限的分析方法，從方法論來說，不就是因為M. Foucault把勢力的關係（le rapport de forces）當做權力的問題，又把它跟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就好像政治問題從屬於權力問題，所造成必然而可嘆的結果？當然，我們可以同意G. Deleuze的閱讀，讚賞M. Foucault揚棄諸如財產、區域化、從屬、工作的型態、合法性等若干傳統命題，而敏銳地對權力問題重新思索；當然，依著G. Deleuze的看法，由於這種另眼看待權力問題的決心，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一種理論革命。G. Deleuze總結道：「它不只是要對抗布爾喬亞的國家理論，而且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權力概念和權力與國家的關係。似乎在馬克思之後，終於誕生了些嶄新的東西，似乎圍繞著國家的共犯關係從此被截斷。」然而，當我們全面回顧那時的知識圈，看到的難道不是一個完全另一種格局的工作嗎？它標誌的是真正地重新發現le politique的這個事件，而把政治問題放在其整體性來考慮，也就是將le politique視為社會的建制，而la politique定義成為了創造一種自由的嶄新經驗而發生的眾人行動。M. Foucault式對權力問題與政治問題之混淆，造成政治的領域被矮化在勢力關係的體系中，使得在一些人眼裡，這個事件從那時到現在都是被視而不見的。當M. Foucault被問到政治一詞的意義，他說：「……一個社會中勢力關係的整體構成了政治領域……一個政治，是試著要協調與完成勢力的關係，一種幾乎全面性的策略……」勢力的關係因此牽扯到權力的關係，而這樣的權力關係又隸屬於政治的領域，這就造成權力與政治的混為一談。在知識的慾望La Volonte de savoir中，M. Foucault再次申論他的權力概念，將權力與國家主權、法律形式或是宰制一個單位之間的關係斷開。所以基本上，他將權力定義為：「……勢力的關係之多重性，而種種勢力的關係在它們所施行的領域中是本質性的，同時在這領域的組織中，是構成的基礎。」一定意義來說，他的努力是要追隨與完成馬基維利的研究；將權力視為勢力的關係是馬基維利的創見。而M. Foucault所做的是在馬氏理論之外，將權力體系從一直保持在君主的形象裡的主權當中釋放出來。「是在勢力關係的領域中，我們要試著分析權力的機制……同時，如果說馬基維利是難得的一位研究者 – 可能也是他顯得離經叛道的原因 – 能夠以勢力的關係來思考君王的權力，可能我們要更進一步，跳過君王的角色，而由勢力關係的本質性策略來解讀權力的機制。」簡而言之，這是一個沒有君王的勢力關係體系；換句話說，一個沒有主體的過程。這種角度距離Maurice Merleau-Ponty在1949年的文章中，對於馬基維利的閱讀，稱譽他開啟了對「la politique之獨特領域」的研究，是相去甚遠的。

當我們真正地重新發現政治問題，不同於M. Foucault，我們認為，就算是換個方法來思考權力，權力也不能覆蓋政治領域的全部。所謂的重新發現，是le politique的所在又重新變得清晰可見；儘管有好些意識型態，包括那已經迥異於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試著將它說成是社會之整體性下的一個層次，以便掩沒它；又縱使有那前所未見的極權主義之考驗，藉口實踐歷史的或是自然的法則，致力同時消滅le politique以及la politique之可能性，也就是消滅行動。我們經歷的重新發現le politique，是經由不同的路徑，我們大致清楚地了解到，所有人類社會都有其社會之政治建制（l’institution politique du social）；更重要的是，la politique 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中，根本而不可抹滅的面相。其影響是隨著這個重新發現，對解放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想法。我們不再把解放當做是la politique的終止，就彷彿自由的意義就是可以擺脫la politique，就彷彿解放的意思就是社會的一種完成，而會誕生出一個免於la politique的共同存在（l’etre-ensemble）。恰恰相反地，我們的世代學會將解放視為la politique的一種困難途徑來思考，把它理解成眾人的一種自由的經驗，簡單地說，就是重新發現政治問題的獨特地位。它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所以我們事實上不可能不全力以赴；它是謎樣的、無止境的問題，所以不可能有一個完美不變的答案，讓人可以停止思索，脫離關係。自此，解放也參加在自由那沒有止境的冒險中。[...]

中文版的一些說明

關於編輯

2009年於法國Editions Sens&Tonka出版的同名原著，除前言外，分成三個主題，一共收錄了阿班樞 從1974年至2008年間發表的14篇著作，共計400頁。三個主題是：「條條道路」4篇，「極權主義的宰制之批判」4篇與「批判的-烏托邦的政治哲學與解放」6篇；其中，除一篇宣言與一篇訪問外，包括前言在內的13篇著作，都是以傳統歐陸思想家所慣用的思辨形式書寫的論文﹙essai﹚。

在作者的同意下，中文版另定標題，分冊出版。這本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是第一冊；裡面收錄前言，「條條道路」中的4篇，以及「批判的-烏托邦的政治哲學與解放」中的「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共計6篇文章。這樣做的理由有三：

1. 如前述，阿班樞的著述風格是承襲歐陸思想家之傳統：每一篇論文，都是在處理一個論題（these），闡述一個思辨的途徑。這些論文原本就是獨立成篇的，另行編輯分冊，絕不會影響各篇之完整性。
2. 然而，面對一個學問已經具有經典性的思想家，去了解他的行思：在與前人之思辨對話，以及與現實今世的關切參與之間，那峰迴路轉的歷程，是探訪思想的一種必經之路。我們在這本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裡收錄的「條條道路」4篇文章正是提供了這個途徑。而「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則是表現其思想創見的重要論文；輔以前言中作者自道的反省回顧，足以作為向中文世界介紹阿班樞 的一個好開始。
3. 要完整地介紹阿班樞 的思想，2009年法文合輯提供了一個方便，但也具有一個嚴重的限制：就是若干重要的論文，因為已經在法國出版過，所以成為遺珠。在中文世界介紹阿班樞 ，另行編輯分冊，就沒有這個限制。我們計畫在作者的協助下，繼續依不同的主題，出版阿班樞 其他的論文集。

關於翻譯

本書的翻譯，立即遇到的難處是le politique與la politique這兩個中心概念可不可譯的問題。

法國學界自1970年代以來，對於le politique 跟la politique兩個概念，做了細緻的區分。簡單地定義，le Politique是共同生活之指導題綱，或是社會的政治建構。（le schema directeur du vivre-ensemble ou l'institution politique du social.）La politique是眾人的政治行動，或是種種政治事物或政治行動之全體的領域。（l'action politique a plusieurs ou la sphere qui designe l'ensemble des choses politiques ou des activites politiques.）差一個字母，意義大不同。

在若干關於西方政治哲學的中譯文裡，有「政治」（politics）與「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區分。但是，這個來自Carl Schmitt的用法，原來就跟法國學界自1970年代以來區分le politique與la politique時建構的概念意涵差異甚遠。何況， Claude Lefort、阿班樞 …等思想家，根本就是反對Carl Schmitt的。

譯者認為，任何中文譯詞都容易造成誤解，所以在本書中，任何必須明確表現其差異的地方，都將這兩個詞以原文呈現。

此外還有一些格式跟體例上的選擇，一併在此說明：

1. 除了在中文裡已經具與共識的譯名，如馬克思、康德……等等，所有人名皆以其母語拼寫。
2. 作者使用的引文，由譯者直接從法文或法文譯本翻譯成中文。
3. 作者在原著中使用的希臘文、拉丁文、或是其他外語詞彙，都具有回溯出處的用意，譯文中都予保留，並在原文後加上中文或譯注的方式，幫助讀者理解。
4. 法文原版時有斜體文字出現，或有突出或強調某些概念與用語之意；本書譯為中文後，同樣保留其斜體格式。

http://www.liberation.fr/livres/0101573423-l-utopie-de-miguel-abensour

【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總策劃 吳坤墉

在這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追求自我願意去信服的意義，是每一個人不可避免的責任，因此哲思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哲思不是哲學史的講授或是哲學概念的堆砌；它是個人在生命與生活意義的探求中，以思辯的方式，將安身立命的問題、社會生活的處境、以及共同生活之共善的追求加以關連，從而尋找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詮釋與觀點，進而促使眾人行動的發生。哲思的能力是現代人要有尊嚴的生活所必須的，是自由的先決條件。

自由的敵人是宰制。如果說對人的內在的宰制，其首惡是一言堂的規範與價值，那麼人對於人的宰制，其元兇就是墮落的國家。哲思必然的取徑因此是社會政治的批判。而基於自由之多元性的原則，我們尤其應該樂見各抒己見，百家爭鳴。

【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希望能將生活在同樣社會-歷史情境的敏銳心靈，對於種種新的宰制現象之觀察與思索的結果帶給大家，在自由的探究中，成為哲思的觸媒。

「惡紫之奪朱」？！何不就讓他萬紫千紅。